《驻京办主任》读后感 – 读书笔记

《驻京办主任》读后感

在加缪的小说《鼠疫》中，有一个人物花了大半辈子时间为他的小说寻找一句完美的开篇句。一旦他找到了这句话，那么余下的部分就如泉水般从泉眼里汩汩而出。而读者要理解和读懂第一句话，则必须看完整本书。
　　 王晓方的《驻》系列就是汩汩而出的清泉，夏读清冽醒世，冬读温润凝神，剑锋所指，快意春秋。按照加缪的逻辑，《驻一》拉开了场子，我需要读完整套《驻》系列四本书，但畅读前三本之后，“丁能通”就一直催着我写点什么。
　　 驻京办，这个可以溯源到封建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的政治平台，千百年来，滋养着丰沛多姿的政治生态。在这一政治生态中，孕育出驻京办主任“丁能通”这个百变角色，在“肖贾大案”中，自己的情人罗小梅深陷皇县钼矿官商勾结，力荐大学同学金伟民接手东汽集团，却演绎了一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悲剧，姐夫邱兴本的蝎神集团因盲目扩张、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等一系列的官场、商场、情场历劫中，承托磨难，心灵炼狱之后，形成了带有精神救赎印记特质的“包浆”。
　　 王晓方说：“丁能通等人物角色，在现实中也几乎是不存在的，但他们又是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诚如金庸在给亦舒传授创作经验时所说：“全真，不好看；全假，行不通。一个好的故事，包含了想象力和个人生活体验，在虚构和纪实中找到美妙的平衡。”虚构考量的是小说家建立在丰富生活底蕴基础之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成功的虚构会让读者误认为这就是客观现实。
　　 丁能通作为小说中的点睛人物，其以核心线索身份，钩挂着千丝万缕，抽丝剥茧之后，明晰出小说的“经络网状结构”：一条主线，几条副线纵横连贯、互相交叉，采用影视剧分镜头的方法建构情节，塑造人物，刻画心理，对人性进行解码。
　　 《驻》系列是小说体的执政工具书，三本书既分立又缠绕，三螺旋交互编织出一条执政的准绳。王晓方像现代“庖丁”一样，以如椽巨笔对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执政中碰到的硬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解构，所有这些问题他都实打实、硬碰硬地写，从不绕着走，遇到矛盾、难啃的地方，也毫不妥协。作者试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全新阐释执政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执政困境，以及探究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方略问题。“我认为只有个人的精神痛苦与时代的精神痛苦相一致时，才会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勾画出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在改革进程中的艺术形象，尤其着重雕刻出东州市政府三届主要市领导肖鸿林、贾朝轩、何振东、吴东明前“腐”后继的波澜人生。王晓方通过权、钱、性为入口深入探查人性的隐秘之处，洞悉到权位之高，权威之大，权“胃”也随之膨胀。于是，“胃”浓于情生痴，浓于利生贪，浓于名生嗔，浓于色生淫，浓于怨生恨。贪、嗔、痴、淫、恨在外部条件的催化下，形成“阿喀琉斯”之踵，崩于达摩之剑下。
　　 小说充分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个体，在面对生命历程的唯一性时，对这种现实中诸多可能性的抉择过程。也可能，人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来世哪个先来，所以才有了吞噬的欲望。这种欲望在“忐忑”抉择中，被试错、被放大，这种抉择过程通过小说家的思考与内省才能让读者体会得到。这种思考与内省是对灵魂与人性的思考与内省，对个体与整体的思考与内省，对时代的思考与内省，对民族的思考与内省，对现实的思考与内省……
　　 习总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王晓方的作品一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民生，并且始终坚持思想精深的创作风格，《驻》系列堪称当下现实主义作品的扛鼎之作。一部小说能否称之为伟大，要看这部小说后面是否存在着千万部小说，不同的读者带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去与这部小说接触、碰撞、共鸣。这样的共鸣或多或少，有时候是一两句话，有时候是一两个人物形象，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故事。这共鸣同时也是一种诱惑，诱惑读者置身于小说之中，将自己的人生搅拌在别人的人生里，读者会感到自己的人生豁然开朗，因为这时候别人的人生也浓缩在自己的人生里。所以一部伟大的小说会让读者在各自的记忆和情感里创造出另外一部小说，虽然这部新诞生的“小说”残缺不全，有时候可能仅仅只是几个模糊的画面和几句感悟，但是足够了。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极端复杂的现象，一定得从穷尽作家生活和思想的一切因素去考察、研究、解读。现在有一种文学批评，专一地讲究用批评者的“心”来“解读”作家。有人把这种批评称为单纯地把心“映射”到文字空间的简化操作。人类的心诚然可以相通，但是，一进入心的花园，那各色风情却永远不能一厢情愿地尽收眼底，除非你懂得那园艺中的一切微妙底蕴。但是这样的批评者，以及“不走心”的普通民众可能成为脆弱的推手，“民众在某些时刻对精英人物是存在敌视情绪的——这是人性中极其隐秘的一面。真正的思想者有时会搅乱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真正的思想者不仅可能被执掌权力者视作威胁，也可能被怯懦的民众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祸首。”如果是这样，那达摩之剑既能刺破权“胃”，是否也能悬在思想者的头上？
　　 1880年11月21日在康德的迁葬典礼上，其墓碑上的铭文这样写道：“有两件事，我越思考越觉得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我想，这也应该是有担当的作家所考虑的事。如果说小说是小说家在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中对存在进行的思考，那么，当小说诞生之后，它作为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由谁来思考呢？交给时间吧，因为时间是世间万事万物唯一的最公正者！村上春树陪跑“诺奖”好多年，谁又能低估其作品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