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前为什么叫苏维埃（中华苏维埃在哪里成立）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授意下，提出“在革命斗争的新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11月，海丰、陆丰两县建立苏维埃政权，12月，广州暴动中建立了3天广州苏维埃政权。

从此，中国革命便开始了苏维埃革命的新阶段。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背景

中共六大以后，中国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复兴。曾经受大革命影响较深的南方几省的广大农村，苏维埃的红色政权在农民暴动和红军游击战争中迅速地发展起来，颇有星火燎原之势。

1、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决策

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执委于1929年10月2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

“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并且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使广东、湖南、福建、湖北的工农红军零碎斗争统一起来”。

很显然，共产国际这封来信，过分夸大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危机和革命形势的高涨，并脱离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的推翻国民党全国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革命任务、斗争目标和行动策略。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来信，并通过《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信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来信的指示”。

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号》。《通告》根据国际10月来信精神，要全党认识“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革命浪潮在日益开展”；

提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

随后，李立三进一步提出：“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开始”。“我们的任务是要力争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

为贯彻共产国际10月来信中提出的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中共中央于1930年2月4日发布了第六十八号通告《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于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简称苏区大会)。

2、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

经过3个月时间的准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于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分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两项程序。

预备会议于5月5日至10日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7人。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关于职工运动与全国工人斗争趋势、关于农民运动、关于红军、关于苏维埃、关于土地法劳动法令，以及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等各项报告。

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原计划只开预备会议，但李立三将这次会议改成“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一做法，后来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正式会议。

会议决定于今年十一月七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举行中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府。并且在大会前，要号召全国的工农兵贫民坚决的以革命斗争积极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

1930年8月中、下旬，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回到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问题，决议案认为：

“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

批评立三中央不重视苏区革命根据地，并立即在那里组建苏维埃中央政府。

9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中，明确地提出：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

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

“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为了“政治任务更能切实的有保障的执行”，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

为加强对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领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月15日在赣南正式成立。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周恩来任书记。

在上海的周恩来不能到职之前，暂以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时的盛况

1931年9月初，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其他苏区也同样战胜了敌军的“围剿”。

特别是11月间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及5万红军，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主力军的所在地。

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和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为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推动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和反动统治内部冲突加剧，客观上也有利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1、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盛况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瑞金叶坪隆重开幕。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赣苏区(10日才到达)、湘鄂赣苏区(10日才到达)、赣东北苏区、湘鄂西苏区、琼崖(海南岛)苏区的代表；

有来自红军第一、三军团，红二十六军、红十六军及各独立师的代表；

有来自全国总工会、国际红十字会、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海员等白区的代表；还有韩国(即朝鲜)的来宾，共计610人。

大会会场设在一座宽敞的叶氏宗族的祠堂里。宗祠群山环抱，四周环绕着大片开阔平坦的草地，还有松树覆盖的山坡。

会场大门的正上方悬挂着两条大幅绣有铁锤镰刀的红绸旗帜，覆盖在大门正面的绿枝丛中，嵌着两颗巨大的银制五角星。

四周用松枝、群众团体赠送的大幅旗帜和标语装饰一新。主席台是临时搭起的一个木台子。

台前悬挂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字样的长条横幅。主席台左右两根柱子上边分别写着“勇敢、勇敢、再勇敢”，“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幅标。

大会开幕那天黎明，整个叶坪沸腾起来，号声、欢呼声、鞭炮声，回荡山野，余音不绝。

来自苏区的十几个革命剧团，为大会代表和群众演出喜闻乐见的戏剧。在叶坪广场举行了雄壮的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等检阅了红军。

上午，举行开幕式。代表们穿着新制服，戴着闪闪发光的徽章，两人一排走进会场。主席台上的管弦乐队高奏《国际歌》，红军合唱团高唱新谱写的歌曲。

演唱完毕，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走到主席台中央，说“我宣布：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

随后，红军总司令朱德代表全国红军向全体代表致敬。项英致开幕词。接着，由代表、党和红军领导人向大会致贺词。

下午1时，继续开会，选举主席团。选举结束后，王稼祥宣读37名主席团成员名单并介绍了生平。

下午7时，当地红军和工农群众数万人在会场附近举行提灯晚会。“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

2、会议的议程和决议

8日，大会全天休会。9日，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通过主要议决有：

(1)大会的主要议程：

第一，接受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苏维埃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查处问题等决议草案，并确定会议的主要报告有：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政治问题报告；

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邓广仁(即邓发)作工农检查处问题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大会将讨论通过上述决议草案和报告。

第二，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组织临时中央政府。

(2)到会代表组成7个代表团(陆续到会的代表分别代表的地区或方面是：赣东、赣南、永吉泰、闽西、瑞金、红军、湘鄂西、赣东北、琼崖和海员等)，讨论大会的各项议题。

(3)推举项英、周以栗、曾山、张鼎丞、陈正人、朱德、邓广仁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组成常务主席会议常驻主席团。

(4)选举项英、张国焘、陈正人、屈登高、朱德、任弼时、邓广仁、曾山、李家福、袁国平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项英为主任。

(5)推举周以栗和7个代表团的主任共8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6)决定大会分为8次会议进行，主席团成员轮流值日，每次会议由4名主席主持。

9日，大会上午休会，下午3时开会，内容是：

(1)秘书处报告各处的贺电贺信；(2)通过会议议事日程；(3)宣布大会的有关事项；(4)宣读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的贺电；

(5)苏区中央局代表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6)宣读湘赣、湘鄂赣代表团于11月7日在途中兴国发给大会的信；(7)宣读致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的电文

以及大会致苏维埃共和国电、致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电，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通电。

10日，大会全天休会。11日，上午继续休会。下午1时，举行欢迎大会。热烈欢迎湘赣、湘鄂赣及红十六军的代表到会。

各地代表致词。大会主席团根据新到代表增加80多人的新情况，提议增加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副主席刘建中，阳新县苏维埃主席洪子清，白区赤色农民协会代表华国扬等5人为主席团委员。

此提议经大会表决通过。夜晚举行全体代表和红军参加的庆祝会。群众提着各色彩灯，唱着革命歌曲，吹着笛子，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祝晚会通宵达旦，直到次日黎明。

12日至13日，项英向大会作劳动法草案报告，代表们讨论了这个报告。

13日，大会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议决如下事项：

(1)会期延长3天，重新安排议事日程；

(2)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邓发、张鼎丞、曾山、袁德生、刘建中、梁柏台和每个代表团推举一名代表参加，并决定16、17两日上午开会讨论宪法起草问题；

(3)规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的程序：关于候选人名单，强调要注意挑选确实能为中国革命奋斗的工农劳苦群众领袖。交主席团审查后，再下发代表酝酿，采取举手表决方法；

(4)以大会名义发给红军战士慰劳费1元。由大会秘书处拟定代表慰劳红军细则；

(5)决定以大会主席团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大会情形。

14日，张鼎丞向大会作关于土地问题报告。

1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关于红军问题报告。

16日，周以栗向大会作了关于经济政策报告。

17日，王稼祥和邓广仁分别向大会作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和工农检查处问题报告。

18日，代表们听取了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大会主席团致中共中央电，报告大会开会的情况。

14日至18日的报告，代表们在会议的当天都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19日，大会决定授予各军红旗一面；同时奖赠在革命中具有特殊功绩者以红旗勋章。

同一天，大会还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63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苏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

20日，大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要组织广大群众致力于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武装自己，打倒敌人。

随后，许多苏维埃和红军领导人讲话，其他代表也相继发言。最后奏《国际歌》，代表们高呼：“武装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宣告胜利结束。

大会共举行14天，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查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被难群众、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等案，以及对时局宣言、各种通电、告群众书等文件，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成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此外，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从这时起到1934年10月，瑞金一直是红色中华的首都。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影响

1、行政组织架构的组成

大会闭幕后，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

“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十五人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该会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通令》还决定：

“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暂行设立如下各机关：总政治部。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军医处——处长贺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

在11月27日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

“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同时于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邓发为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决定创办机关报《红色中华》。该刊的任务是：

“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

《红色中华》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

2、成立的影响和得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重大的尝试。

它标志着在中国领土之内已经存在着两种不同政权的对立，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政权；一个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旗帜，这就是：

“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他具有绝大权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推进革命发展的普遍愿望，给革命群众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起了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保卫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典型示范作用。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国家的初步尝试。

在其后的近3年时间里，在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锻炼造就了大批革命骨干，对于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党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都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全苏大会通过的法令、条例等决议案中，特别是《劳动法》、《土地法》等文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少左倾错误为特征的内容，如在土地政策中，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没收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在劳动政策中，按照大城市的要求，片面强调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工资；在经济政策中，规定了收高额的所得税，实际上是不容许私人工商业存在的政策，等等，这些同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经济条件是不相适应的，非但起不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却阻碍和破坏经济发展，给革命带来不良的后果。

还应该看到，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面前，当务之急应是动员全民族起来投入抗日爱国运动，而中共中央却仍然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和建立中央临时政府放在全党中心工作的位置，显然这同新的形势发展不相适宜。同时，当时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政权的历史条件不是完全成熟的。

一切照搬苏联政权的“模式”，其政权组织形式和许多政策法令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由于当时许多根据地彼此隔离，互不联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难以统一领导与指挥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实际上只能起局部政权的作用。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必然导致在强敌进攻面前，无法持久地坚持下去而最后走向失败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