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乐恒张玉宁案件真相(曲乐恒事件真相)

二零零零年的二月份，辽宁队的张玉宁大闹转会风波，时任主帅的张引将其打入“冷宫”，“张玉宁退出主力位置是自己找的”，随后替补席上的曲乐恒被张引扶正。

曲乐恒的父亲曲明书在当地媒体上大胆放言：“我儿子绝不比张玉宁差”，三月四日的超霸杯，辽宁队大胜山东队夺冠，曲乐恒独中三元。

曲张车祸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三日，辽宁抚顺客战云南红塔，比赛结束后俱乐部宣布第二天放假，晚上十一点左右，曲乐恒和几个队友去了火炬大厦，走进去时碰上了张玉宁。张玉宁借机要把曲乐恒介绍给他那伙人，一共四位：边峰、阎军、谭四（音译），还有边峰的保镖。

当边峰听到曲乐恒的名字时，感到很惊讶，“你是曲乐恒吗，听说你很牛*的。我是黑社会的，有钱，黑道白道都不怕。你要跟张玉宁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本来我们想废了你，见了你看到还不错，放你一马。”

两天后，四月二十六日晚。辽宁队当天训练结束之后，张玉宁找曲乐恒出去吃饭。曲乐恒因为事先已经与李铁有约并不想去，但架不住张玉宁的极力劝说，便与他一起坐车到了位于沈阳东陵区汪宾乡的一个地方，同行的还有队友王刚和他的女友杨赫。

吃饭的共有十八个人，分为两桌。边峰表示，前两天说错话了，这次表示歉意。吃饭的过程中，曲乐恒和张玉宁喝的酒差不多有三两白酒和两、三瓶啤酒。对此，边峰有不同的说法，“许多人没看到喝酒，那天在场的人都作证张玉宁没有喝酒。”

之后张玉宁驾车，他们一起乘车返回。曲乐恒坐在副驾驶，而王刚与杨赫则坐在后座。曲乐恒在谈到这件事时，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张玉宁驾车从不系安全带，而那天他上车后却把安全带系上了。

根据俱乐部的说法，路上有一辆大卡车的灯光晃了他们，张玉宁在闪避时不慎撞在树上。但曲乐恒说，他们乘坐的轿车并没有受到对面来车的干扰，而是“一点没有减速”地“主动”撞上了路边的大树。

车祸发生后，边峰出现，接走了张玉宁。“张玉宁因为他那边的车门撞坏了，就从我这边下来，他跨过我的身体，只问了我一句怎么样，就失踪了。他被边峰的宝马车接走，先送到了医院。”

而接受采访的边峰对此有另外一种描述，“我来到了曲乐恒身边问他，‘怎么样，怎么样’。曲乐恒说，‘边哥，我腰坏了，你给我叫车，让急救中心的车来’。”

车祸后，曲家对张玉宁的态度也发生过微妙的变化。五月份，辽足表示对曲乐恒未来负责到底。六月，传出曲家准备向张玉宁提出索赔二十万的要求。

十一月，曲明书对记者说：“我有什么理由告张玉宁，既然俱乐部已承诺负责这件事，我没有必要再找张玉宁。”

二零零一年三月，曲明书表示，反正都是死，一定要把内幕抖出来。三月底，曲家在沈阳天都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将“黑幕”抖了出来，“声称车祸不是意外，而是张玉宁和黑社会一手导演的，表示要追究张玉宁刑事责任。”

同时，曲明书声称“辽足制造伪证”的说法，“在医大时，我听见王德忠（时任辽足的副总经理兼领队）问张玉宁‘你喝酒了吗’，张玉宁承认喝了。第二天晚上，王德忠拿来一个文件，我只记得其中有两条，一是不要接触新闻媒体，二是不要说喝酒的事，让我在上面签字。”

曲父的说法还涉及到车祸发生时的另外两位当事人，“王刚及其女友杨赫也证明了他们没有喝酒，但后来杨赫到医大去看曲乐恒时，对曲家说她是没办法才作证，‘不然就会让他们那帮人废了’。”

边曲官司

二零零一年四月，被曲家称为“黑社会头目”的边峰以诽谤罪对曲乐恒提出民事诉讼，车祸的事态再度复杂化，引入“边曲官司”。

五月十八日上午，在北京治疗的曲乐恒从两名法官手中接过了边峰对他的民事起诉书。边峰在起诉书中提出的请求不仅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还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费十万元。

在六月八日正式开庭的的法庭辩论中，曲家律师有意无意地提起张玉宁到底喝没喝酒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边峰闭口不答，针对“酒吧”当晚边峰所说的话双方也是各执一词。“边曲官司”经沈阳大东区法院“一审”后并无下文。

曲家人并不愿去提“边曲官司”，因为以败诉收场的可能性极大。这场官司最终的结果是以一种双方都“默认”的“和解”告终，但面对外界时，他们的态度依然强硬。

边峰强调曲家必须在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曲乐恒表示，对方愿意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

在大东区法院无奈地进行漫长的取证过程两个月后，“曲张官司”重回大众视野，而“边曲官司”似乎也就此退出这场风波的主舞台。

曲张官司

二零零一年十月，曲家正式递交要求追究张玉宁刑事责任的自诉状。同月，十强赛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球员的留洋进程，张玉宁成为众人中动作最快的一个，当时风传“张玉宁租借至英超莱斯特城”。

十一月，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曲乐恒对张玉宁的刑事自诉请求。

曲乐恒提起新的刑事诉讼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能认定张玉宁为酒后驾车。那天喝酒是边峰召集的，肯定都是边峰的朋友，他们都出证说张玉宁没喝酒，曲乐恒这方面只有一二人作证“喝酒”，这是法院迟迟无法立案的重要原因。

此时张玉宁的出国踢球事宜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英国方面的劳工证，另一个是沈阳市公安局的撤案决定。沈阳市公安局法制处并未同意交警支队撤案，原因是：“虽经工作，但仍不能排除张玉宁酒后驾车的嫌疑。”

张玉宁也就此事对外发声，“我开车、他受伤，这是事实，但许多东西并不都像他们说的那样。”

同月，媒体报道“张玉宁租借到英超莱斯特城队”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国家队的比赛中缺席了太多的场次，同时与他官司缠身也有关系。

这一阶段的官司不了了之后，到二零零二年七月，辽足负责人、张玉宁的律师、曲乐恒参加了座谈会，双方就民事赔偿一事没有达成一致。

二零零三年六月底，曲家提起民事诉讼，将张玉宁告上了法庭，要求其赔偿五百七十四万。在开庭之后长达六天的时间里，曲家提出的赔偿金额和张家认定的七十万元之间相差悬殊，庭外调解失败。

二零零四年，案件的审理从三月持续到十一月，历时近四年的“曲张车祸案”迎来终审判决，“张玉宁赔付曲乐桓二百三十四万元”。

十一月底，张玉宁在北京保利大厦三层多功能厅举行媒体见面会，会上他向曲乐恒说出了“对不起”，并表示已经将全部赔偿款付清。

“这四年，在比赛中总有人喊“曲乐恒”，喊“黑社会”。因为“黑社会”，有一年的“足球先生”和“最佳阵容”，我都在最后时刻被拿下来。这并不是我做得不够出色，因为别的原因。”

从车祸到终审判决，总计四年零一百九十八天，经历了从“张玉宁负全责”的事故定性，到交通部门的多次调解未果。从双方的对簿公堂，到均不服的一审判决，直到最后的终审判决。

两个从八岁即成为队友的年轻人，在一千多个日夜里经受着同样的煎熬，这是一出没有胜利者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