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经由《三国演义》渲染之下，成为千古仁义之交的典范，虽然做不到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三人结义时的誓言，令人闻之热血沸腾，心胸为之荡气回肠。而他们兄弟三个在历史上的死亡也确实是紧密相随，按照时间顺序可谓是”羽化、飞升、备殁”。

刘备、张飞的死因与为关羽报仇一事密不可分，这就要说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之一夷陵之战，为报关羽被吴国所杀之仇，刘备尽起大军，连绵七百余里杀向吴国，然而却在夷陵被吴国火烧连营，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大占上风的刘备，为何败的如此惨烈，这都源于他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刘备可谓是手握上上签，却做了下下选。

一、荆州换主导致吴蜀交恶

1为忠义而战

公元219年，孙权偷袭荆州，占领整个荆州并斩杀关羽、关兴父子，给刘备以巨大打击。刘备在登基称帝后不久，就决定出兵攻吴，”志报关羽之败”，一方面保持自己仁义之名，深层思想则是”图收湘西之地”，他自认为蜀国败吴有余而胜曹不足，两相选择，只能攻吴。

在是否出兵一事上蜀国内部曾发生激烈争论。刘备、张飞是主战派，诸葛亮和赵云是主和派，两人考虑魏国对蜀国威胁更大，不主张彻底破坏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两派争论不休时，张飞为部将所杀，而杀人者又投奔了孙权，两仇相加，主战派占据上风，再也无人能劝阻满腔怒火的刘备。

2手握上上签优势明显

刘备亲自统帅大军东下，令赵云领兵驻扎江州作为后援，诸葛亮留守成都总理国政。《三国演义》记载蜀军有75万，这肯定有夸大成分，但是蜀军总数确实远远大于吴军是没问题的。蜀军以白帝城为大本营，沿三峡连营长达七百里，逶迤攻向东吴，兵力少是做不到的。

刘备这次挟一腔怒火而来，尽起蜀国兵力，军事优势极大，可谓是握着上上签，这支签的内容极为丰富：

首先，蜀军有为关羽复仇的大义，是忠义复仇之师，哀兵必胜，士气可用。其次，刘备御驾亲御，鼓舞人心，全体将士用命。其三，蜀汉在荆州经营多年人心尚在，关羽仁义之名极受当地民众认可，众多荆州士民踊跃追随刘备出征。

其四，不满吴国的高压政策，少数民族亲蜀仇吴，主动出兵呼应。其五，蜀军占有长江上游地利优势，顺流下击，气势如虹。其六，蜀军的总兵力远超吴军，这是最根本的胜利保证。一般而言，兵力占优的情况下，只要不出现过大的错误，赢面是很大的。

但历史表明，刘备就是在手握上上签的情形下，却因为他的一系列低级甚至可以称为下下选的决策，打了一场败仗，输掉了这场战争。

二、结果令人愕然的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从公元221年7月至222年8月，持续达十五个月之久，双方攻守态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前六个月蜀攻吴守，蜀军取得十余次连胜的阶段性胜利，吴军避其锋芒，边战边退。

第二阶段中间六个月双方相持于夷陵。蜀汉在峡谷高地设立四十余座军营，孙吴则随轻重以兵相拒。第三阶段222年闰6月至8月吴军反攻，蜀军溃败。反攻时，孙吴从夷道出兵，陆逊命令士兵各持一把矛，用火攻火烧连营，大破蜀军前锋。

继而在涿乡歼灭蜀军主力，乘胜追击四面围攻马鞍山，刘备仓皇退回白帝城。双方议和停战，重新回到蜀吴联合抗魏的局面。夷陵之战吴胜蜀败，从双方战斗情况对比看，首先，孙吴在战争谋略上更胜一筹，通过战略退却拉长蜀军后勤补给线，逐步削弱蜀军士气，使蜀军战力大减。

其二，面对兵力数倍于已的蜀军，吴国采取敌众时避战不出，敌人少时坚定不移地集中优势兵力进击，各个歼灭敌人。其三，吴军主帅陆逊善于抓住时机，运用火攻破敌，这是三国历史上火烧赤壁后的又一经典案例。最后，吴军乘胜追击，直至四面合围白帝城，压迫蜀汉议和才搬师回国。

三、决策失误是最大的错误

夷陵之战，以蜀败吴胜结束。刘备在手握上上签的情形下却输掉了战争，只能自我慨叹”吾之败，天也。”但事实上蜀军之败主要在于刘备的诸多决策是下下之选。

下下选之一，未接受议和，导致基本国策逆转。在蜀国大军集结的过程中，东吴朝野乱成一团，非常担心抵挡不住，孙权只得派诸葛瑾去蜀国议和，谈判交回荆州事宜，却被激愤的刘备一口回绝。如果刘备暂时按下怒火，接受对方交还荆州，谈判惩处杀害关羽的凶手，并再争取一些利益都是有可能的。

刘备没有选择议和，而是执意报仇。这就彻底打破了”隆中对”制定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基本国策。一直以来，较弱的蜀汉与代汉自立的曹魏势不能两立，只能与同样较弱的吴国联合才能取得生存权，因而刘备很赞赏”联吴抗曹”政策并躬身执行。

蜀吴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建立以荆州为中心的根据地，都是认真执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如果一直坚持下去，蜀国会获取最大的利益。可惜关羽一死，刘备不得不愤而兴兵，置自己躬身执行的联吴抗曹基本路线于不顾，在与曹魏争斗的同时，又开启蜀吴战场，陷入两线作战。

被复仇思想占据全部大脑的刘备已不能冷静分析当时的形势，也不能再正确估计蜀国的力量，他的这一决策，开始了正确政治路线的逆转。

下下选之二：没有发挥水路合击的优势。在此次战役中，刘备担心吴国在水路设伏，命令军队舍船就步，包括水军在内全从陆路进攻，放弃长江上游的地利优势，没能形成对吴军具有威胁的水陆俱进的攻击阵型，这是刘备在攻击战术中做出的错误选择。

从陆逊给孙权的战报上可以看出，吴国非常害怕蜀军水陆合击，这样吴军驻防范围势必扩大，机动不够、兵力不足的劣势会更加明显。

下下选之三：连营向前。刘备排兵布阵犯有严重错误，七百里前后连绵四十余营寨，成一字长蛇阵，看着是首尾相连，但战线过长大大分散兵力，使得兵力优势不再明显。

蜀军各营用树栅建设，且在山林茂盛之地，给吴军火攻大开方便之门。刘备攻打吴国初期连胜十余阵，自我感觉良好，不将陆逊等吴国年轻将领放在眼里，开始轻敌冒进，结果为吴军所乘。

下下选之四：未切实考虑留条后路。刘备兵精粮足，未料到会出现大败的可能，认为一字长蛇阵足以保证可攻可守，忽视了具体退路和后援的安排。被吴军抓住战机，派出一支部队直插蜀军后路，前方火攻一起，蜀军大乱，连营尽失，吴军前后夹击大败蜀军。蜀军一败就不可遏止，没有后方的支援，刘备最终兵败白帝城，这是明显的战术选择错误。

这一系列的下下之选，使得握着上上签的刘备最终饮恨夷陵，败退白帝城。对于一个久经战阵的老将，居然能做出一系列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低级决策，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

战争指挥者的指挥才能、思想性格和心理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夷陵之战中,刘备在整个战役中的心理情绪全部集中在”复仇”二字上面，这种心理情绪促成他固有性格的逆转。

首先是拒纳众谏。刘备一改往日善纳众谏、团结将领的常态，一意孤行去打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以致走向毁灭性的悲剧。

其次是急躁冒进。由于复仇主义思想支配一切，刘备性格十分急躁，急于出兵、急于布阵、急于决战，来不及审时度势，不仔细研究双方兵力对比以及天时地利诸条件，终被以逸待劳的吴兵所败。

再次，骄兵必败。刘备自恃兵多将广，满以为可以一举荡平东吴，然后伐魏。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对方的力量，只会带来战争的失利。

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强烈的复仇情绪，是建立在义气主宰一切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张飞一亡 ,这种狭隘的复仇思想更为坚定。蜀国中并非没有智谋之士，反之，却是人才济济。然而当忠义压倒一切时，刘备已不考虑利益的得失，他从思想深处拒绝一切的良策和规劝，导致夷陵之战的大败。

反观孙权在整个战争中的表现，充分体现出孙权的治国用兵谋略之能。先称臣于曹魏，缓解边防压力。其后进行充分的战备，集中优势兵力和将领于夷陵之战。孙权审时度势，知人善任，重要时期大胆起用年轻将领陆逊，并授予全权，这与刘备的一连串失误形成鲜明对比，此消彼涨，刘备败得不冤。

夷陵之战后，蜀吴实力相对都有所削弱，曹魏的优势更加明显。孙吴夺得荆州后，上游门户得到稳固，不再担心来自蜀汉的威胁。而蜀国战后刘备病死白帝城，托孤诸葛亮，无力亦无心东侵。

三方势力消涨，蜀吴之间形成实力相对均衡的态势，魏国和蜀吴之间也实力相对均衡，再度形成蜀吴两个弱国联合对抗曹魏的格局。

夷陵之战是”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著名战争史例，未能坚持联吴抗曹的基本路线是刘备失败的根本原因，战术指挥的失当是失败的直接原因。

而这些都缘于刘备忠义思想占满整个头脑，复仇主义情绪充满全身，导致他心态失衡、性格扭转，做出一系列大失水准的下下选择，最终在握有上上签占尽优势的情形下一败涂地。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孙子之言诚不我欺，确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