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什么时候出现（我国铁器最早在哪个朝代开始使用的）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混乱的时期，是一个英雄纷起、战火纷飞的时期，原有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走向崩溃，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变化？

铁器，作为一种工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铁器的出现及使用

首先，铁并不是出现在春秋战国，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但为何在春秋时期才大量出现呢？

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商周时期的冶铁技术不够发达，没有达到能够大规模的铸造铁器的程度。

二是铸造工具的技术并不向民间流通，只在奴隶主阶层才享有，而更精细的技术只有王室才享有。

而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为王室服务的匠人恢复自由之身，再加上诸侯对发展农业的需求，铁器便大量地应运而生了。

铁器的推广，使得这个时期的生产力空前发展，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历史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二、土地制度：从井田制到土地私有

商周时期，与奴隶制度相匹配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

在井田制下，奴隶集体耕作，取得的收益归奴隶主所有，而奴隶主又要向周天子缴纳赋税。换句话说，在层层盘剥下，无论奴隶做多做少，耕作后的成果都与他们无关。

而商周时期为何会适用井田制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商周时期的生产力不够发达，而良田又少有，更多的是荒山，仅凭个人难以耕作土地，需要奴隶集体开垦土地进行耕种。

而铁器的广泛运用就大大提高了个体的生产力，为人们开辟土地带来了方便，使个人耕作土地成为了可能。可想而知，在工具的帮助下，一些身强力壮的奴隶内心会有一些其他想法：开垦属于自己的土地。

有一便有二，人是群体性动物，一个奴隶开始这样做了，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奴隶，甚至有些奴隶主也会以物换土地，不再遵守井田制。如此一来，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阶级的公田就无人耕种，逐渐荒废，真正肥沃的土地是奴隶自己耕作的土地，井田制名存实亡。

土地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对于诸侯国和个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大国吞并小国已是司空见惯，而吞并是为了人口、为了土地和土地上的资源。

对于诸侯国而言，土地越多，可容纳的人口就越多，被捆绑在土地上的人就越多，本国的人口就越多。

人口越多，才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为本国出谋划策，才有更多的士兵可以训练，国家的整体力量才会更强。

同时，诸侯国可收取的赋税就越多，才有更多资本招兵买马，国家才会更强大，才有机会在诸侯国中夺得霸主，一统天下。

对于个人而言，土地是一家的收入来源，依靠土地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有了土地才有了踏实感。

在诸侯和个人共同的期盼下，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阶层成为社会基础，男耕女织成为常态。土地私有成了大势所趋，取代了土地公有。

而在战国后期，铁器不仅广泛运用于农业，还运用在手工业中，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各行各业发展兴旺，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虽然说“士农工商”，商的地位最低，但是各诸侯国出于富国的目的，为了能向商人征收更多的赋税，在一定程度上会放松对商业的管制，并且国家的重心放在战争上，对商业的管理也很难到位，商业发展空前活跃。

此时，新兴地主阶级及其生产关系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旧的生产关系，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壮大打下基础。

三、上层建筑：变法盛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土地私有带来的是原来的士大夫阶层一跃而上，变成新兴地主阶级，掌握实权。

而原来的贵族没有了土地，没有了可供驱使的人口，逐渐没落，有的只是内心固步自封的高贵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最典型的就是“三家分晋”。

周的制度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已经落后了。吸取周的教训后，更多的诸侯国选择将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中，中央集权的雏形开始出现。

而在中央集权的形成过程中，改革与它密不可分，齐国管仲变法、秦国商鞅变法、李悝魏国变法、吴国伍子胥变法都使得自己国家变得更强大。

四、诸国的变法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富国强兵

富国，鼓励商业发展，保护农民在土地上耕种；强兵，购置兵器车马，大力训练士兵，给予物质奖励。如秦国的军功爵制，依靠军功而非血缘来获得爵位，而秦军自此变成了虎狼之师。

可以说，秦国就是依靠着变法一步步从一个边陲诸侯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当然，在颁布这些政策的时候，君主并没有下放自己的权力，反而是进一步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

传统的袭爵制度，在变法中开始改变，不再将血缘作为唯一条件。

没有君主的命令不得袭爵，只有有功之人才能获得爵位。这样就避免一户人家长久的占有某个位置，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威胁君主的权力，成为下一个晋国。

诸侯国不断的改革变法一步一步将封建制在国家中摒弃，将中央集权推向国家的顶端。而藏在变法后的又是不同的思想流派了。

五、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百花争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墨家、兵家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智慧的结晶，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希望自己的理念能用于治国，为天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希望早日结束这乱世，由此便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是思想的多样化，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混乱在思想上的一个投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并将这种想法凝结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同时，它的出现还意味国家对思想的控制力的下降。国家长期处于战争中，无力控制人们的思想。

或者国家不愿控制人们的思想，它鼓励人们思想的活跃，因为诸侯国需要更多人为它的宏图大业出谋划策，提出更新颖、更有力的谋略。

此外，“百家争鸣”局面出现也体现了当时的读书人以抱负国家为己任的壮志，他们不同于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随波逐流，而是严于律己、意志坚定。

但这个国家并不仅指某一个诸侯国，而是整个中原国家，否则学者也不会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了。

从个人来讲，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赏识，政治理念得以付诸于实践。而藏在内心里深层次的希冀是：早日实现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