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命运常常会开玩笑，对正常人来讲很简单的事情，对残疾人来讲，可能难如登天。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得到一份好工作，一直是所有残疾人面临的问题。他们不可避免地处处碰壁，承受着更多的拒绝与困难。但也有很多残疾人不仅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还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就业。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相信，这世界会越来越美好。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我们一起走近他们的故事。

综合整理自央视新闻、深圳商报、残友事业网，微信：视觉志、中国人的一天。

演绎残疾人“新活法” ，他为数万“残友”找回尊严

深圳有一家特殊的企业，专为“残障人士”而创立。深圳残友集团是一家由残疾人员工组成的、专为解决残疾人集中就业的高科技商业公司。

“残障人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就业过程中困难重重，身患先天遗传重症血友病，饱受身体出血的痛苦，双腿萎缩只能以轮椅代步……郑卫宁自懂事起就深深体会到残疾人的各种愁苦。直到互联网的浪潮让他看到了希望。

互联网似乎成了时代送给残疾人的礼物，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思想可以奔跑，他们的精神可以飞翔。

1997年，在家人的支持下，42岁的郑卫宁找到5名残疾人朋友，用一台电脑，在家中的一间小屋，开始了他们的互联网创业之路，创办了“残友集团”。

郑卫宁和他的“残友”们在郑卫宁家中的创业时光。（左二为刘勇，右二为郑卫宁。）

他们深深明白残疾人就业的各种苦难，于是决心要做一个让残疾友人改变“活法”的平台。

“虽然我们的身体条件，限制了我们到学校求学的‘道路’，但没有阻挡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更不代表我们没有学习知识的能力。”患有血友病的郑卫宁说，残疾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自食其力，最不想的，就是成为家人一辈子的负担，没有尊严地活着。

脊椎重残的刘勇认为互联网可以将残疾人行动不便的劣势逆转为优势，这恰是因为残疾人“坐得住”。

于是，从台式电脑开始，他们的深圳残友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业务涉及软件、动漫、文化设计、系统集成、呼叫中心、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

残友集团还将爱心撒播到全国各地，目前残友在北京、上海、广州、珠海、海南和港澳台等多地开办分公司，已成为拥有40多家分支机构、1家基金会、14家公益组织的大型社企平台。有残疾人员工近6000名。阿里巴巴、腾讯、海南航空等企业都已经与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合作，帮助残疾人就业。

2011年，时任集团党总支副书记的刘勇，还亲自带领核心骨干远赴新疆喀什，创立喀什市残友科技有限公司。为上千新疆少数民族残障人士提供各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郑卫宁和刘勇说：“正因为他们都是残疾人，才会有如此团结一致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工作态度。

残友的社会创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全世界都已受到广泛关注和影响，入选《哈佛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等经典教学案例，残友的成长史同时也是残障人士改变生存方式革命的社会运动史，已成全国公益典范和社会创新一张靓丽名片。

从被骂“傻子”到年入千万，他的逆袭很传奇

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有一家特殊的纸制品厂，与一般的工厂不同，这里的很多工人都身有残疾，老板陆鸿也是一位脑瘫患者。从被人嘲笑是“傻子”到“陆老板”，他如何实现逆袭？

10个月大时，一场中毒性脑炎给陆鸿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小脑指挥神经失常，影响了肢体和表情的控制。小时候，陆鸿走在街上总能吸引别人的目光，随着年龄的增长，陆鸿意识到 “这并不是关注，这是冷眼和嘲讽。”

陆鸿的父母为了儿子将来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他初中毕业后，就让陆鸿进入了一所“毕业后包分配工作”的职高就读。可毕业后，却遭到工作单位的拒绝。负责人对陆鸿的母亲说：“你儿子这副样子，我养条狗都比他要好多了，他连狗都不如。”这句话让陆鸿浑身冰冷，意志消沉。但陆鸿的父亲得了严重的气管炎，久治不愈，家里的经济状况越发窘迫。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陆鸿开始四处求职。可仍然没有单位愿意录用他，最终，陆鸿决定自己创业。

陆鸿从摆摊开始创业，修过自行车，开过报刊亭、电话亭和碟片店，每一步都走在了当时个体经营的风口上，财富也渐渐累积起来。

2012年，陆鸿盘下了一家照相馆。

因为自己长得“尴尬”，陆鸿学了ps，并练就一手绝活：“可以把我的头给掰正，可以把我所有的缺点都掩盖。”这手绝活也让陆鸿“火了”，还有人从外地慕名而来，找陆鸿拍证件照。

这家小小的照相馆让陆鸿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他还扩展了制作相册、明信片的业务，并开起了网店，借着互联网把生意做到了全国。2020年，陆鸿开办的工厂创下1300万元的营业额。

从开照相馆开始，陆鸿就主动为上门求职的残疾人提供工作岗位，曾经的经历让他格外理解残疾人求职的不易。陆鸿工厂里的42名员工，有31名是残疾人。在陆鸿看来，聋哑了还可以操作机器，腿部残疾了还可以做电商客服， 每个人都能创造价值。“我想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来帮助他们，挖掘他们的闪光点，让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价值。”

前不久，陆鸿又开了一家皮具厂，在这里继续招收残疾人，为他们提供帮助。

残疾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

上海某科技大楼的办公区，传来密集的机械键盘敲击声。十几位视障者，正戴着耳机，脸紧贴着屏幕，耳朵捕捉着偶尔从音箱里传出的，数倍于常人语速的语音指令，一边熟练地用键盘进行输入。

他们是“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一群特殊的AI语音训练师，为国内某大型科技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每人每天处理500到1000条智能语音数据标注。

傅高山，中国信息无障碍专家，非视觉摄影培训师，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创始人之一。

“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创始人之一傅高山，自身也是一位视障人士。

接受了视障者身份的傅高山发现按摩推拿，几乎是所有盲人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社会几乎不再需要我们”。

“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能走上社会工作的，只有1/10，而其中绝大多数，只能从事推拿按摩”。“我们是可以走出推拿店的”，傅高山想证明，即使是视障人士，也可以拥有更广阔的职业空间。

2010年开始，“一加一”开始研究视障者的多元职业探索，为视障者提供更多岗位：如广播采编、呼叫中心客服、新媒体从业者、速记员等。

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越往前走，遇到的问题就越多。

要让客户消除顾虑，为视障者提供岗位，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另外，同样一个岗位，视障者需要更长的训练周期，才能胜任。

“我们意识到，需要找到一种新职业，必须是训练周期短、入门门槛低，才能适应客户要求”。

人工智能的兴起，让傅高山看到了新的机遇。

大数据训练需要大量的AI数据标注人员，国内缺口在百万人以上。这个标注岗位，只需要简单的电脑操作技能，培养周期只需一个月时间，“这样能为视障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019年，“一加一”上海视障团队，开始与国内顶尖科技公司的音箱团队展开合作。

马薇脸贴着屏幕

员工马薇每天可以完成500条AI语音标记，为了看到屏幕上的字，她脸几乎要贴到屏幕上。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她，很珍惜这个岗位，“我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普通人一样的日子”。

“一加一”团队的另一位合伙人蔡聪，因《奇葩说》为人熟知。

蔡聪10岁时因为药物导致视神经萎缩，视力下降到0。02，那时候，周围人都是投来惋惜的眼光和叹息的语气：“真是太可惜了，这孩子这辈子就完了！”这让小小年纪的蔡聪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难道我这辈子真的完了？”

2017年，他在那里用七分钟的演讲征服了蔡康永、高晓松、何炅等大咖成为《奇葩说》第四季辩手之一；他在镜头前告诉所有人，这个世界上本不该有“残疾人”。 他希望更多的残障人士和家庭意识到，残疾其实没什么不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

蔡聪认为，只有通过自力更生，通过努力，创造自我价值，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形成良性循环。

“首先你必须接受现实，再去重新适应一个新的生活。很多视障者的家庭，把精力花在如何修复身体机能上。而我们更注重修复视障者的社会功能”。

傅高山表示“虽然直到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变，但至少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淋过雨的人，才会为别人撑起伞

9月，“一把梳子”谭木匠登上微博热搜。这源于微博账户“整圈闰土”发布了一条微博，“谭木匠720个工人里355个是残疾人”。

谭木匠对残障人士浓厚的人文关怀，与其创始人谭传华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谭传华，本身就是一名残疾人。初中毕业不久，谭传华和哥哥一起去河里抓鱼，想做雷管炸鱼，结果一炸把右手给炸没了。那一年，他18岁。

在那个农村，人人都说他这辈子完了。因为处处受歧视，23岁那年，他带了50块钱外出闯荡。后来不得不成为一名流浪汉。

25岁那一年，谭传华一路辗转来到峨眉山，想找个地方安静地了结此生。那天峨嵋山因下雪而封山，谭传华没有死成。他决定再试试。

1984年，谭传华开始下海经商。他曾尝试过开水泥板厂、卖红薯、当贩子卖魔芋块儿、卖中药材等各路活计。

转机发生在1992年。他从商场售货员处打听到几千种产品中唯独木头梳子最畅销，谭传华开始琢磨梳子这个“巨大的缝隙市场”。

1993年，谭传华向银行贷款20万元再次创业，后来的谭木匠就这样诞生了。

谭传华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遭遇，有了能力之后，他选择招收更多的残疾人员工。

登上热搜后，谭木匠这样回应“身体上的残疾不代表能力和心灵也一样残疾”。事实证明，残疾人能够为自己的工作、生活负责。

谭木匠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座孤岛。这里残疾人也是普通人，他们工作，恋爱，生活，还可以组队打篮球……

结语

作为我国8500万残疾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靠着辛劳与智慧，拼搏奋斗出了一片天地。他们的故事也让更多人相信，只要心怀梦想，不懈奋斗，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